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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26城,谁在一枝独秀?谁又在异军突起?

时间:2019-11-21 14:05:42    

本文经浙江清华长江三角洲研究所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授权,独家发布永进楼微信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长三角地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逐步提高。三省一市的26个城市在转型升级中争光争优,引领和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开发新布局

根据经济总量,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地图可以分为五个阵营。

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图

第一阵营(总经济超过2万亿元):上海是长三角的领头羊,率先启动和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技术创新中心,上海拥有中国最丰富的资本规模和人才储备。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上海更早开始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逐步摆脱了投资、房地产、重化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四大依赖”。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近年来,上海新兴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总量达到3万亿级,经济增速与全国同步。

第二个阵营(总经济规模超过1.2万亿):苏州、杭州和南京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苏州有两个发展机遇。首先,20世纪80年代苏州创建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启动了苏南农村工业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苏州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苏州经济素质跃升。从2015年开始,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苏州的外资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转移。苏州制造业正面临大幅放缓。今年上半年,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6%。然而,高度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以及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员,缓解了苏州转型升级的阵痛,成为苏州“第二次创业”的最大资本。

杭州过去是一个休闲城市,有后花园的风格。历史上,商业和工业都不活跃。进入新世纪后,杭州提出了打造“创业天堂”的口号。得益于阿里巴巴的崛起,以及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杭州实现了辉煌的转折。过去几年来,人才净流入一直在全国排名第一。互联网红利结束时,杭州抓住数字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和虚拟现实等未来产业,走上了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市的征程。

南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苏南的苏锡所压制,其地理位置更靠近安徽,使其作为首都的地位并不突出。南京凭借其丰富的科学、教育和文化资源以及交通枢纽的地位,自2016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行业发展迅速。主要经济指标优于全省,快于苏南。它在2014年首次超过无锡。今年上半年,南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居江苏、浙江和上海首位。

第三个阵营(总经济规模超过6000亿):无锡、合肥、宁波、南通和常州为传统优势的消失而苦恼,并很快找到了希望的新领域。在这个阵营中,无锡和宁波是万亿俱乐部的成员,其他三个城市也增长相对较快,特别是合肥,在过去三年中,合肥在长三角地区的年增长率排名第三,仅次于省内的滁州和芜湖。无锡和宁波的转型具有代表性。

无锡蓝藻危机于2007年在太湖爆发,并开始关闭能耗高的低端行业,如小型钢厂和小型化工行业。在此过程中,无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逐年下降。江苏工业增加值增速为连续六年最低。企业也显示出“从现实走向虚拟现实”的迹象。2015年,无锡提出“工业强市”战略,建立物联网、集成电路、高端纺织服装等16个先进制造集群。它加速了从“大型制造市场”到“通过情报建立强大市场”的转变。经济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

宁波过去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港口和对外贸易。在过去的十年里,宁波一直被困在全球贸易中。工业增长明显放缓。新兴产业的规模显然不够。与杭州的差距正在扩大。面对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宁波发布了促进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员令,重点建设绿色石化和汽车制造业两万亿产业集群。大量“智能制造”项目落户宁波,企业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居行业前列。

第四阵营(总经济超过2000亿):盐城、扬州、绍兴、台州、嘉兴、台州、镇江、金华、芜湖、湖州,在新旧交替中寻找经济转型之路。这个阵营中的大多数城市都是从庞大的经济开始的,并且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都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

然而,目前资源禀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红利逐渐萎缩,资本、土地等因素的边际回报日益减少,削弱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必须进一步挖掘技术进步的红利,探索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的途径。例如,嘉兴离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不超过100公里。g60科创走廊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以此为纽带,快速承接高端要素从上海向杭州的溢出,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集聚区,gdp增速从第24位快速跃升至第9位。

第五营(总经济规模不到2000亿):安庆、马鞍山、滁州、宣城、舟山、铜陵和池州。如果把第一阵营和第二阵营视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体,第五阵营将构成承接城市产业溢出的主体。今年上半年,除铜陵市外,其他六个城市的增长率均位居城市群前十名。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具有这种梯度的城市有潜力保持中高增长。一方面,人口的回归将释放更多的城市化需求;另一方面,大都市地区的产业转移将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增长优势。与第一和第二梯队的高质量发展优势不同,这些城市仍然能够依靠其后发优势和自然禀赋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近三年增长率排名

经济运行的新特点

经济增长稳步下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已回落至第10年,[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10年的12.4%降至2018年的7.1%,下降了5.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为6.9%,比2018年底略有下降0.2个百分点。

长三角地区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从经济总量来看,长江三角洲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2018年,三省一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3%,超过法国和意大利,接近英国水平。在这26个城市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南通、合肥和常州也有望在未来五年加入万亿俱乐部。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长江三角洲保持稳定,高于全国水平。上半年三省一市加权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个百分点,21个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安徽省的增长率最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0%,高于1.8个百分点。滁州市发展最快,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2个百分点。

从城市间的比较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在26个城市中,16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7%,9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8%。根据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的经验数据,最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K是总体发展规律。在长江三角洲的26个城市中,除宣城、舟山、铜陵和池州外,其余22个城市都位于标准线以下,这意味着大多数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梯度差异较小。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钾素多重分布图

消费增长对长三角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消费增长相对较快,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投资和出口增长的悬崖式下滑。今年上半年,上海消费市场的活力依然引领着长三角城市群,但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累计增速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26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增速不到10%。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权下降率仍然低于全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于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然而,长三角各城市的消费增长率明显存在差异。在26个城市中,除上海外,零售总额前10名中,江苏5个,浙江3个,安徽合肥1个。

虽然安徽省城市的总消费不高,但当地的增长率相对较快。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六个城市都位于安徽,包括滁州、芜湖、马鞍山、安庆、池州和宣城,增速均在10%以上。我们可以认为,长三角地区整体消费增长放缓主要是由于居民“勒紧裤腰带”的心态和行为。安徽地区突出的“快”可以理解为长三角地区的市场腹地已经开始发挥突出作用,消费潜力得到了激发。

消费升级是一个长期趋势。以浙江省为例,社会零消费增长率从2011年的近20%下降到2019年上半年的不到10%,但服务消费不包括在内。浙江的服务消费增长强劲,基本上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长期趋势来看,最终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三省一市的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近年来一直在波动和上升。此外,上半年的数据还显示,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快速增长,豪华客车销量也保持增长,不受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

消费模式的数字化特征日益增加。统计显示,上半年,上海的网上消费占社会总支出的14.0%。没有商店的零售额也同比增长20.4%。台州、南通和嘉兴的网上消费也分别增长了46%、36.2%和20.1%。相关研究表明,网络消费对消费增长有非常明显的驱动作用。移动支付、人脸识别、新零售等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也创新了消费体验。

今年上半年,三省一市受监管行业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放缓,上海出现负增长。根据统计数据,工业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的作用已经下降。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7%,比去年同期下降1.3个百分点。目前,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27%左右,但它已经过早地面临了分阶段去工业化的严重问题。

中国及长三角主要城市工业增长(%)

需求放缓是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以浙江为例。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生产者价格指数继续回落至99.2%,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增长率下降了7.8%。江苏等地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反映出工业生产供给的反弹并没有导致利润的反弹,而反映需求降温和升温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继续下降。pmi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的收缩也表明需求持续放缓。因此,我们认为需求放缓和由此导致的价格下跌是当前工业利润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工业企业已经处于积极消除库存的阶段。以浙江为例,上半年成品库存累计同比增长率同比下降7.9个百分点,库存累计下降9.5个百分点。从金融机构的本币和外币存贷款数据来看,企业贷款比重从年初开始下降。

今年上半年,三省一市cpi涨幅均超过2%,其中江苏涨幅最大,为2.9%。从具体细目来看,由于气候因素和去年同期价格下降,新鲜水果价格大幅上涨,两者均上涨30%以上,随后的价格预计将继续下跌。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产能持续下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消费需求增加,但供应无法立即恢复,生猪价格预计将继续上涨。

今年上半年Ppi低于上月。除江苏外,其他三个省市都在100以下。从结构上看,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是ppi下跌的主要阻力。在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的主要行业中,石油相关行业的价格再次下跌,包括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行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和洗涤行业。此外,从浙江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来看,差距已经从年初的0.9扩大到6月的2.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业利润可能仍有改善的迹象。

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之间的剪刀差正在按照预期扩大。消费物价指数所体现的通货膨胀显然与非洲猪瘟造成的供应短缺有关,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同比下降显然揭示了需求疲软。在这种情况下,cpi较高的同比增长率不会限制货币宽松。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指数所体现的通缩压力表明,小心谨慎的反周期调整不能半途而废。

发展趋势中的新问题

第一个判断:三大需求已经回落。从进出口来看,上半年大部分省份出口量呈下降趋势,上半年江苏进口增速甚至达到-5.2%。从消费角度来看,除海外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和实际增长均低于往年。从投资角度来看,大多数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下降。与2010-2014年相比,2015-2019年的增长率基本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一些企业在研究报告中表示,企业的订单和产销势头没有明显改善,经济低迷的风险仍然很大。

第二个判断:三大信心稍显不足。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支出的增长远远低于收入的增长。上半年,江苏和上海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分别比人均收入增速低0.4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表明消费趋势有所下降。对投资缺乏信心。今年上半年,私人投资从第一季度开始反弹,但江苏和浙江的私人投资都低于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江苏和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均出现负增长。对生产缺乏信心。据估计,这一轮工业企业的持续“去库存化”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约0.5%至1个百分点。自2018年11月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增长一直持续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这通常反映出对企业生产经营前景缺乏信心。

第三个判断:居民收入预期不好。下半年,长三角地区居民收入的概率在下降范围内。消费增长的下降和出口增长不可控因素的增加可能使今年上半年和年初的实际经济支持比预期的更差。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短期波动,而是长期趋势的早期迹象。即使工业增长没有回落,由于效率更高、利润更薄等原因,促进明显的就业增长也将更加困难。

这表明,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应该继续下降,或者反过来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下降。我们利用1990年至2015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强而稳定的正相关,弹性系数为1.648。可以看出,当居民收入以每年0.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减时,10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从2015年的6.9%下降到2025年的5.8%。

进一步率先在全国加强微观平衡。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蒂莫格鲁(Atimoglu)和哈佛大学的罗宾逊教授在2012年联合出版的《为什么国家失败》一书中指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吸收性制度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却无法持续”。

①从纽约的经验看长三角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

纽约大都市区横跨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三个州,以纽约为核心城市,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为次核心城市,包括周围的26个县。它是美国200年经济变革的关键节点,在经济转型和技术变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纽约制造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迅速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个制造中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历滞胀后,在里根经济学的指导下,美国放松了对产业政策的管制,鼓励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纽约城市集团也开始转型为服务业,成为高度辐射的服务出口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经济发展,波士顿作为纽约大都市区的科技中心,引领了信息技术的浪潮。电子通信、计算机制造和生物技术部门迅速崛起,成为该地区的支柱产业。

当然,它也经历了经济触底时期。以纽约为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有衰退的迹象。在过去的30年里,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30多万个。由于产业政策的调整,纽约聚集了一批高科技人才。与此同时,它已经从以生产为主导的制造中心发展成为以商品和资本交易为主导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纽约政府实施了一项降低高技术产业房地产税的五年计划,这促进了制造业的技术升级。

从纽约大都市区100年的发展经验来看,区域经济能够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主要有两个优势:一是由人口、资本、工业和科学研究带来的集聚效应,能够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是协同效应。周边地区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有助于实现整个系统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长三角地区与纽约大都市区主要集聚指标的比较

(2)重构微动力点

总体而言,长三角经济仍处于积极收缩阶段。政策目标更加重视稳定增长,但目前的政策组合不足以抵消这一影响。长三角地区需要率先进行微观结构调整以支撑经济。

加强内外市场的新平衡。一方面,长三角轻工业的长期发展与中低需求的相对增长相对应。从目前的劳动力结构及其供求状况来看,蓝领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白领工资快得多,物美价廉的日用产品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一直拥有丰富的民间财富,这也为消费从模仿向个性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潜在的可能性。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贸环境仍不确定。工业企业应采取多元化营销策略的组合。正如730年第二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的那样,“深挖内需潜力,扩大和扩大最终需求,用更多的改革手段扩大消费”,加快占有内地市场,形成新的内外平衡。

加强制度环境的新平衡。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是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无论是当年的花溪村还是现在的“一次跑”,都一直是体制改革的热点。长三角地区应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大力优化经营环境,推进实施减税和减费,疏通融资渠道,更好地发挥企业作为稳定就业主体的作用。同时,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结构改革为起点,营造大胆创新、敢于尝试、勇于犯错、宽容错误的社会氛围,高度激发微观主体转型发展的积极性。

增强企业要素新均衡。长三角地区曾一度陷于“粗放增长缺土地,集约增长缺激励”两难境地,劳工成本被压制以致累及消费增长,治理方式传统以致累及企业素质提升,资源环境消耗以致累及可持续发展。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或应推进生产要素转型和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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